《“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六十期：文化语用学面面观

本/期/主/题：文化语用学面面观

主持人：何刚 毛延生

何  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文化语用学以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解释话语所携带的文化语用信息及文化语境功能。通过文化语境的介入，文化语用学尝试解释话语构成单位所携带的文化信息，话语整体受文化语境作用而体现的说写者用意、情境期待、言语行为的文化转型，以及话语因此而产生的基于情境却又高于情境的文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语用学具有文化诠释学的思维和视野，它以语言使用者为主体，关注语言使用的产生、功能及其取效的基本规律。文化语用学研究通过话语背后的文化机制，关注语言使用者的“生活世界”现状，进而呈现语言使用问题背后的文化因素及其理性反思。推进文化语用学研究取得实效，要着力增强文化视角对语言使用的人文解释功能，进而从文化价值层面透视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的认识与运用，重点阐释语言使用究竟包含怎样的文化内涵。从文化语用学视角来看，经典的语用分析单元都可以被赋予全新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文化自信的话语表达与建构、传播与接受就成为文化自信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恰好是文化语用学助力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切入口。可以说，文化语用学研究本身的现实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文以化言”的语用理据，而且对于揭示“文以化人”的话语轨迹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期邀请5位从事文化语用学研究的学者，就文化语用学的基本情况、核心对象、语境观与方法论展开讨论，可以看作是国内文化语用学研究的典型代表。这里权作引玉之砖，希望引起学界对于文化语用学的重视，并发起充分的讨论。

文化语用学的内涵、路径与使命

何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文化语用学(cultural pragmatics)，是一门研究特定文化介入真实语境下言语活动的方式与结果的语用学科。这个定义可能比之前的定义更加难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文化是怎样介入言语活动的？文化介入言语活动必须通过说话者语境化的文化意识，触及语境中的事件感知，并形成特定的文化语用意向状态，也就是说话者作为文化语用主体——言语行为的施为者的文化主体形态（文化站位、自我定位、态度、立场、互动姿态、愿望、期待），以及言语行为的文化角色、使命、品质、目标等）；文化介入言语活动的落脚点一定是在执行言语行为和互动使命的话语上。因此，讨论文化语用学离不开对焦点话语的考察，尤其是会话互动中的焦点话语。例如：In the words of members of the Nobel Committee, Card’s work has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 of labor markets and “completely reshaped empirical work in the economic sciences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wisdom”. This last part,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wisdom”, is part of Berkeley’s DNA — it is what happens in our classrooms and laboratories; it is what leads to inspiration, discovery and new knowledge; it is what sets Berkeley apart and what makes it the most exciting place to work and study. （https://news.berkeley.edu/2021/10/11/david-cards-nobel-win-shows-importance-of-challenging-conventional-wisdom/）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初看起来，它是在表扬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克利教授戴维·卡德“挑战惯常智慧”，其实是借此来表扬伯克利加州大学。那么，美国文化是怎样介入本例中的言语行为的呢？它是通过文化指示语challenge，指向美国人的文化品格（勇于挑战），从而接通话语和文化语境的联系。说话者把这个文化品格说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基因——挑战和迎接挑战是该学校的成功密码，与生俱来。卡德教授是伯克利大学的一员，他的成功自然离不开这片文化土壤的滋养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化语用学的研究性质和特点。

文化语用学这个术语最先出现在挪威学者克利斯提安·布罗格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化语言学著作《文化、语言、语篇》（Culture, Language, Text）。作为对英语的文化研究著作，该书专章讨论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其中也有对文化语用学作为讨论文化设定（cultural assumptions）与言语行为（speech act）相互体现、相互承接的语用信息关联的定义性表述。书中还特别分析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公开演讲中如何巧用文化指示语（my fellow countrymen）拉进与全体听众（民众）的心理距离，从而提升自己的亲民形象以及自己政纲的公民接受度。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话语信息和文化的关联，美国学者唐纳·卡保教授的多文化经历促成了《会话中的文化》（cultures in conversation）的问世；美国学者杰西卡·罗贝尔斯也在一本跨文化交际的书里专章讨论了会话与文化的问题，并认真讨论了人际意识形态（人际交往的语用规范意识）；也有国际学者以文化语用的视野讨论言语行为，尽管其文化语用学属于社会学家杰弗里·C. 亚历山大的社会行动理论（cultural pragmatics as social performance）的解释范式。

作为一个语用解释学科，文化语用学是一个基于文化语境的话语语用信息推理的文化解释学。它所建立的范畴和文化介入话语理解（文化的语境化）的动态过程密切相关。文化语境是对焦点话语的文化语用信息解读相关的那些文化信息或信息特征，这些信息特征往往会通过话语的预设和指示进入话语结构。因此，当文化的某些事项或特征被当作话语背景信息成为话语的语境合适性和可理解性条件的时候，文化预设出现了。文化预设是文化系统保障其真值性，保障话语和相关言语行为合适性的语用推理，通过特定的语言单位触发，并在和话语直接语境（immediate context or situation）联系中获得语用定位；文化指示语是凸显话语及言语行为与文化语境关联的话语成分。文化指示和直接语境指示不同的是：文化指示必须通过直接语境的文化敏感特征的语言表达式（linguistic expression）来指示话语和文化语境的关联，并建立和说话者语用目的相一致的文化信息联系，从而便于文化的信息流入话语，并整合直接语境已形成文化语境合力，支持话语所执行的言语行为达成文化语用目标。因此，文化指示语通常借用有实体意义甚至文化含义的语言单位（如习语、成语、惯用语）当然，也会借用一些没有固定语义的语言表达式（如代词this, that, these, those, there, us, ours, yours, their）来实现直接语境和文化的关联；而不是象直接语境指示那样仅限于指向或暗示直接可感知语境特征的、没有固定所致的那些语言表达式（人称、时空、物主代副词等）。由于很多文化信息都是深藏的文化心理信息，所以才需要借用直接可观察特征的表达式。    2017-6-5 · On March 12, Iowa Rep. Steve King set the internet on fire with his undeniably racist tweet claiming, “We can't restore our civilization with somebody else's babies.” It was a comment embraced ...

例句中，说话者要表明的是自己及其所代表的白人，和那些来自移民世家的杰出人士不一样，因此说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本来是一个指向直接语境的可观察特征，如邻居的孩子，不是自家的兄弟姐妹。然而，由于他谈论的对象是奥巴马、乔布斯等移民的后代，而且是有色人种，因此，在话语中凸显了差异和排斥的心态，不符合美国文化倡导的包容（inclusion）与接纳的多元文化心态。因此，该指示被认为具有指向文化的功能，属于文化指示。由此看来，文化指示也是通过语境化的文化语用推理来定位的话语信息。文化预设和文化指示不同，前者是作为背景信息而存在的，后者是话语的前景信息，也就是话语信息的一部分而产生语用功能的。通过文化介入的话语，必然会承担起文化语境所需要的人际和社会交际功能，是文化赋予言语行为的使命所在。因此，负载着文化语用信息的话语所执行的言语行为一定也可以是具有文化语用价值的行为或文化语用策略。因此，言语行为所实现的不仅仅是直接的人际语用或社会语用目标，更可能是有更高的文化人际或文化社会目标。文化语用学的作用和学术价值就在于揭示这样的目标及其话语呈现方式。为了更好的演绎这样的呈现方式，文化语用推理不仅会深入到话语的客观语境关联之中，更会探寻话语和说话者作为文化主体的语用心理状态，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语用信息发生的缘由，因为文化对话语的影响必须通过对话语主体的影响来实现。文化的主体化、主体间化（subjectivization, intersubjectivization）就是文化语境化的过程。因此，文化语用学不仅仅要理解和解读单一焦点话语和言语行为的文化语用信息，更要对人际会话中的焦点话语和话语交换、会话模式、互动中的言语文化行为特征进行解释。礼貌现象、关系工作、不礼貌言语行为、关系管理行为等都可以放在广义的文化语用学视角下加以解释，因为所有这些话语和行为一方面都会受到文化的界定，为文化设定所解读和赋值，同时，不同文化语境中体现方式也各有不同。会话的文化语用学还会演绎出诸多相关的概念，如会话的文化空间、文化语用距离、文化会话顺序、文化优选的言语行为和应对策略、文化的会话期待等。会话的文化空间指的是通过两个或以上文化主体通过相互努力建立起来的互动可能性，空间只是一个表征这种可能性的隐喻（culture-intervened conversational space）。在彼此认同的文化敏感物理空间之中，会话双方围绕着特定的、可能具有文化敏感性、可能性、关联性的话题展开磋商，直至达成谋者特定的互动目标。这其中，双方认同的主题相关的文化互知、文化百科知识，是理解彼此话语的文化语境基础，也是话语文化语用推理的语境结构。

在文化语用主体的会话互动中，达成文化层面上的共识（cultural consensus）需要双方的不懈努力，为共识的建构做出贡献，这其中就包括通过话语和言语行为体现的主体自我意识、文化站位、跨主体的文化态度和姿态。

从解释方式上看，文化语用学遵循文化关联性原则，通过联想思维，从话语内部文化敏感成分与直接语境的直接作用关系，联想到特定文化里的相关文化设定（主张），去推导话语所传递的可能语用信息。如果某些话语本身并无显性的文化语用指向，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话语之外行为交换方式、言语行为特征和直接语境的联系，去推导出话语的可能隐含，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语用信息。

也有人认为，文化语用学就是跨文化语用学。其实，要理清它们之间的区分并不难。文化语用学是基于问特定文化系统的设定（cultural assumptions）的话语理解或与用信息重构过程。如在汉语语境中用汉语和另一位说汉语的人进行有关汉民族生活的交际，产生的有文化御用信息的话语（如“祝您寿比南山！”），一般不会用美国文化的设定来解释话语的语用信息和言语行为属性，而是会问这样说在汉语或汉族文化圈里是什么意思。因此，文化语用学是针对同一文化-语用共同体（cultural pragmatic community）内部成员之间产生的会话和焦点话语的理解，而不是像跨文化语用学把某一个、某些言语行为在不同文化语用共同体之间的表现形态来进行对比，不会考虑来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会话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通过磋商以达成跨文化调适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跨文化语用性（interculturality），更不是超越彼此达成新的文化形态的超文化语用学（transcultural pragmatics）。然而，文化语用学可以作为所有这些发展的基础和解释参照，文化语用学演绎出来的核心概念系统也可以成为相关学科解释的重要参照。

文化语用学的价值在于它通过文化语境关联，帮助理解者或解释者去捕捉比一般的话与解释更文深刻、更接近于说话者原意（initial /original intention or expectation）的那些不太容易发现的语用信息，这会使我们对人际交往和言语互动有更加合适、合理、有效的解释，对人类言语活动的现实有更为丰满、更为透彻的认识。

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言语行为研究

 竹旭锋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言语行为理论无疑是语用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根基和支柱理论之一。该理论缘于牛津大学知名语言哲学家J. L. Austin于1955年受邀在哈佛大学所作的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在讲座中，他力图推翻长期以来固有的一种语言观，即“语言的意义只在陈述客观世界”，他提出了“语言是用来做事的”这一革命性的观点，即语言的行为观。该讲座的内容后来经整理集结成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遂成为系统阐述言语行为理论的开山之作。之后，Austin的学生、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John Searle继承了Austin的思想，并不断加以修正与细化，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使其更为成熟，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意义早已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围绕着言语行为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的争议也一直不断。很多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片面强调了其普遍性，而忽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例如，知名的跨文化语用学学者Anna Wierzbicka认为：“从一开始，言语行为研究就带有了令人惊诧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大致上，这些反对声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很多言语行为都具有文化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是在一些机构性、仪式化的言语行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Rosaldo发现菲律宾地区的Ilongots部落是没有许诺（promising）这种言语行为的，原因是该部落人群对真诚性（sincerity）和事实真相（truth）并不在意，相较于个人意图，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关系。再如，人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Walmajarri中有一种特有的请求行为，它是基于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所传递的言外信息是“我要你为我做某件事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的某种亲属关系”。2）即便是在相同的言语情境下，同一言语行为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实施方式也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一些东亚和西方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不小心踩到了另一个人的脚，他/她通常会实施一个道歉行为，但是在西非阿肯族（Akans）地区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的文化中，这种情境下并不需要道歉，而是应该表达同情。因为焦点并不是在犯错的人身上，而在于因此受伤害的那一方。3）同一言语行为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典型回应方式也可能不同。例如，对于夸赞行为（compliment），在英语文化中通常是用接受或感谢来回应，但在汉语、日语或波兰语文化中人们却经常都是采用一种自谦的方式，如回答“哪里哪里”。4）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言语行为在表达方式的直接或间接性上也会有所差异。

上述观点充分说明了言语行为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言语行为的实施和理解离不开特定文化语境的支撑。这其中大量的跨文化语用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跳出英美或者欧洲民族中心论的视角局限，从其他更多元的不同文化类型和语境下来审视言语行为的本质。然而，如果仅仅通过比较来发现差异性显然不够，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例如，为什么会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同？不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含义？等等。这也意味着需要从差异寻找和比较中继续走向更为深度的解释，否则只是呈现了“是什么”的现象，而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是这样”。Wiezbicka就曾提出，这种跨文化差异是系统性，是根植于文化本身，不同的语用规约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

为此，挪威学者Brogger很早提出了文化语用学这一学科概念，并特别指出“言语行为的某些特定形式结构选择不能脱离它所要服务的社会文化情境”，我们既要考察该行为在交际中的形式语用功能，同时也要考察其文化语用功能。她以美国前总统里根1984年演讲中的一个具体话语为例进行分析。

We’re seeing rededication to bedrock values of faith, family, work, neighborhood, peace, and freedom.

表面上，这是一个阐述句（Representative），即陈述某些事实，但其实并不仅仅如此。里根企图借助陈述这些美国人广为熟悉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信念来达到兜售自己政策的目的，为的是让听众认同这些理念的同时也接纳他的政策。显然，在该话语中，这些文化信念和价值观被说话者作为文化资源策略性地调用与激活，从而实现了某种交际意图。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化语境也对言语行为有所设定，而且这种设定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性的，既有对行为与互动的模式设定，也有对行为语境功能的设定。具体来说，文化设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确保文化语用社团中人际互动按照文化所倡导或优选的方式进行，避免文化成员的冲突；2）确保言语行为及互动不对文化价值体系形成破坏性的冲击；3）确保人际交往的良好氛围和社会互动的正常进行；4）确保文化亲和力的巩固、加强和持续。系统化的文化设定构成文化语境优选方式，它是每一个文化语用共同体成员进行言语行为、参与言语互动、理解和解释互动中的话语的必要参照和指导。对言语行为的文化设定的探讨本质上就是对言语行为与文化语境合适性的探讨，这也是文化语用学解释的核心内容。

因此，这类“依托特定文化语境并担负着文化使命的言语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是“（言语）文化行为”。从文化语用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行为是一种受文化设定的、承担着具体文化功能的情景化日常言语行为。话语背后的文化用意是理解文化行为的核心信息，而文化用意通过情景前提化、文化激活、核心设定关联投射、价值评估、用意建构等一系列关键步骤实现表达或称“情景化发生”。文化行为是言语行为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实现，其文化指向集中体现在命题内容和表达方式这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言语行为所表达的话语信息与文化信息直接相关的部分，后者指的是文化设定的隐含投射，要求交际者在特定场景下以某种方式实施行为以及进行回应。

总之，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言语行为研究是依托特定的文化语境来对具体言语交际中的某些言语行为的实施、理解及其回应方式，以及话语内部中所承载或蕴含的文化信息进行深度的解读与阐释。从研究议题上来看，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阐释在具体的言语交际活动中，哪些文化语境要素（包括文化价值观、信念、规约等）在影响甚至决定交际者对言语行为的表达与理解，以及这些文化要素实施影响的方式与机制；2）交际者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如何调用、激活某些文化资源传达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并让对方准确识解；3）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中，交际者优选使用哪些特定的言语行为及其互动模式，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文化价值层级或规约体系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语用学视角研究言语行为其实并不容易。因为通常情况下，对于处于同一文化族群内的成员来说，彼此进行言语互动交流时，对于某些特定言语行为实施方式的“选择”以及理解过程，往往是处于一种默认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习焉不察（taken-for-granted），但是这些默认的惯常使用，背后往往蕴含着该文化族群内部成员之间彼此共享、共知、共同遵守和维护的一些文化信念、价值观和规约。这些核心要素作为文化语境渗透在人们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使得彼此间的言语交际能够顺畅进行，同时在交际过程中这些言语行为也在不断激活相关的文化信息，从而得以不断强化，达到维持该文化社群稳定和团结的目的。有时，一些跨文化比较研究或者跨文化交际过程研究，正是通过对一些交际失败或文化冲突特定案例的分析，把这种差异性给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语用学研究与跨文化语用学研究有所区别，但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例如，Chakrani在从文化语用学视角出发对摩洛哥市场中商户与顾客之间发生的议价行为进行分析时发现，交际者会重复使用一些惯用话语来实施该言语行为，但“只要稍加对比当地人与游客在同一市场中进行讨价还价时所采用的言语行为和语用策略，你就能够发现其中的‘不同’”。基于此，研究者进一步提出，这些特定的话语选择与摩洛哥文化中的“顺从父母”“殷勤好客”等文化概念密切相关。要理解这些话语，不但需要知道某个惯用表达背后所蕴含的特定文化内涵，以及这些话语形式在摩洛哥社会中可能产生的文化共鸣（cultural resonance），而且还要了解这些话语形式用在讨价还价互动情境中的具体含义。

总之，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言语行为研究旨在阐释言语行为是如何受到特定文化语境要素的制约与影响，以及如何激活和利用这些文化语境要素来实现特定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坚持文化本位（emic）为主，本位与客位（etic）相结合的立场。这样既能避免外来者视角的强加和强行解读，同时又能跳出因为过于熟悉而难以自知的局限。而且，从文化本位出发，也有利于发现和提出一些契合该文化本身的一些术语和话语，避免为了刻意追求普遍性而削足适履。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除了语言学、语用学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语料库等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优势，基于真实的自然语料，展开多角度、多维度、深层次、细颗粒的描写、分析与解释。

文化语用学的语境观

姜波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博士

一、引言

作为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文化是世界历史的积淀物，也是世界文明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兴产物。裴文在《现代英语语境学》中指出，文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特征（价值观、知识系统、信仰模式）。相应地，文化语境是文化语用学的关注焦点之一，它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文化、民俗文化、文化理念等。与此同时，文化语境对语言使用有着引导、制约和解释的功能。下面将从三个层面探讨文化语用学的文化语境观。

二、语言使用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文化语境是决定语言使用的意义系统，二者相依相存并且相互制约。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使用本身体现特定的文化语境的文化特色，文化甚至蕴藏于看似简单的语法规则中。例如，英语使役词make, have, get的产生和使用都承载着英美国家的特定文化属性。使役动词have暗示着某种等级关系,make体现了一种绝对的权力、故意的惩罚和恶意,get则包含主观意愿和较弱的操纵的含义。但在很多其他语言中，如俄语只有一个这类使役动词。这正是文化语境在语言使用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细微的差别正反映了英美国家人们对自治文化、人际关系文化的高度重视,Wierzbicka称这种现象为语法中的文化阐释。其次，语言使用反映某一社会群体的文化语境。使用一种语言时，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一种社会文明与文化。当中国人用英语问候其他人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说How are you?，而不说Have you eaten?或Where are you going?。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同时，英语文化中的隐私文化、友谊文化和人际关系文化被直接或间接地采纳和接受。再次，语言和文化是两种象征性符号，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赋予语言这种符号不同的意义。food这一单词在不同人心中所代表的符号也不同，中国人一般想到的象征符号是馒头、饺子、米饭、面条，而英国人想到的较典型的食物是比萨饼、冰激凌、甜点、汉堡。

三、英语语言的特殊性与文化语境

随着英语的国际化，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共同使用和拥有的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文化也不再局限于英美文化。native speakers和standard English等将英语英美化的表达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被人们质疑，继而到今天已经被国际上很多学者否定。World Englishes正慢慢被人们所承认和接受，世界英语例如中国英语、印度英语、西班牙英语等已经在其使用过程中与本土文化语境相结合，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规则。也就是说人们在使用英语这一语言的同时，也在改变它和赋予它新的文化内涵,英语已经成为世界多民族文化的载体。

英语语言在其国际化的过程中被不同国家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容，同一单词在不同国家文化语境中的使用方式和表达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Kachru和Smith研究发现日本听者会在不断点头的同时频繁地说yes，而这种在日本文化语境下所说的yes并不意味着听者支持或同意说话者的观点，而是在鼓励说话者继续说，并表明听者正在认真倾听。何刚教授指出“文化语用推理作为一种认知活动，离不开特定宏观文化提供的文化信息内容和框架。因为只有这样的框架能够保证话语解释的可接受性和安全性”。yes一词在东亚文化语境中已经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含义。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以谦恭著称，谦让、温和正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信念。在儒家中庸思想文化语境的熏陶下,东亚民族在待人处世时推崇中和的处世原则,认为人生修养达到了中和的境界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在英美文化语境中，yes表示认可和同意，他们对亚洲民族这种谦卑的性格常常持质疑和不理解的态度。西方民族注重竞争,他们更喜欢竞争和奋斗。千百年来,这种竞争和拼搏的精神植根于西方民族心理,成为一种西方民族文化。

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了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同时在使用这一语言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也会对这一语言产生影响和改变，并给予它更丰富的生命力和内涵。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英文句子Could you mail the letter on your way to the store?听起来比Brother, mail the letter on your way to the store更为礼貌。但是在印度等一些亚洲英语中，第二种表达方式同样礼貌。这种区别体现了亚洲人全民一家亲的民族文化理念与西方人的自我主义精神的冲突。西方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忌讳身体与语言上的亲近，而亚洲人更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四、副语言与文化语境

在实际沟通过程中，只有7%的沟通是通过话语进行的，93%的沟通都是副语言沟通。副语言包括语音语调、肢体语言、衣着、妆容、眼神等。副语言沟通是传达信息和引起文化误解与冲突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们充满了文化内涵，同一手势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文化语境对解释副语言沟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副语言虽然没有固定的语法规则且有一定的任意性，但是它与语言使用相互依存，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下，二者互为补充。

例如，在一个跨文化交际案例中，一位在英国家庭工作的日本人，有一天微笑着对英国人请假说：“我的丈夫去世了，我要去参加葬礼。”回来后，她抱着丈夫的骨灰对英国人笑了笑说：“这就是我的丈夫。”英国人十分愤怒，认为她是不可信和卑劣的人。这一误会的引发正是“笑”这一副语言的使用。不同国家的人对微笑和大笑都有着非常不同理解，适用场合和方式也非常相同。在日本文化和许多东亚文化中，掩饰自己真实的情绪是沟通的必要技能之一。在日本文化中，他们不可以将悲伤带给其他人，对人保持微笑是基本礼仪，这种无声的语言对多数欧洲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而在日本文化中这却是难能可贵的品格，也有西方人将这种“笑面”文化解释为个人英雄主义。

五、结语

作为社会思想意识、价值理念等内在的文化知识体系，文化语境能够决定语言意义。在交际活动中，如果双方共享的文化语境相同，那么就可以较为轻松地预测和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城市的人，因背景、身份甚至性别的不同也难免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因此文化语境研究对于排除歧义和增进理解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作为研究和解释文化语境功能的语用学分科，文化语用学关注话语分析与文化语境的结合，这将保证话语分析更加深入、透彻和有说服力，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文化指示

贾艳丽

泰山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博士

指示语是语言和语境发生联系的最直接和显著的标志，是话语成分对语境信息的表达。指示是说话者从自我或拟想自我角度出发对语境的识别和指称。因此，说话者与听话者以及话语涉及的对象等在空间上的差异，使说话者产生距离意识；在言语行为层面上，话语的意向性同时涉及听话者回应行为的方向性；话语意向对听话者的期望也会涉及指示语的可能效果以及说话者对彼此关系的动态构拟等。所有这些都使指示语带上浓厚的主体化特征，即主体的语境属性极大地影响指示语的形式和解释。但是，语言的指示性不仅是对显在的物理语境（时空环境）及即刻情境里的有关信息的指称，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不是一个单纯的现场角色范畴，它往往是一个集情景角色、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复合范畴，当言语者受到文化语境控制的时候，其话语中的某些方面被文化信息激活，呈现出该语言所具有的显著的文化特征。

1. 文化指示语与文化指示方式

指示语表现出丰富的文化语境信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指示虽然是自然语言固有的、带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但是在本质上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I，here和now是典型（或纯粹）的指示语，它们的意义与个人的主观表达是有联系的，反映出指示语的基本范畴，所有的其他指示语都是以这三个为中心点和参照物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人称指示语、时间指示语和空间指示语等是狭义的文化指示语，从更广和更深的角度来看，凡是可以反映文化的、与言语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紧密相关的表达方式都可以看作是文化指示方式。以美国英语为例，美国人强调自我意识，奉行个人主义，非常重视个人空间，因此individuals，self-determined individuals，individual Americans这些词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些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带有一点贬义的色彩。因为中国人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然而美国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更强调自由（freedom）和独立（independence），和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概念。美国人重视个人独立，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以及在个人独立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感，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精髓。美国人非常重视物质生活，他们经常用到the rich，poor immigrants和property owner等与物质生活相关的词。美国文化中带有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色彩，因此会经常用到White men，the Spanish，European races等词。由此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指示语，美国英语中还存在丰富的指示方式，这些指示方式从多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 美国英语文化指示中的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其重要内容是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主体意识在美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来源于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洛克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推定一切个人都是为自我利益而生存、奋斗的。《独立宣言》中要捍卫的Liberty或Freedom，一般是指Individual Freedom。人类学家Alfred Kraemer把美国人的价值观归纳为21条，其中第1条就是Individualism。对于美国的建国者来说，自由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具体的、个人(individual)的自由，也就是Individual Freedom。自由意识被视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价值观，从建国起，美国的这种个人自由观念就已经植根于每个美国人的心中，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英语中看到很多关于freedom的表达，如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and liberty, freedom and equality, freedom of choice等，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freedom就有36 597例。与自由相对的代价就是自立(self-reliance)或独立(independence)，因此virtues of self-reliance, American tradition of self-reliance等表达方式在美国英语中也很常见。美国人认为每一个人必须学会自立，要尽早脱离父母，获得经济和情感上的独立，stand on their own two feet被各年龄段的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整个美国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看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和个人的意愿，把个人的自由、独立和个人的奋斗看得高于一切。对自我的认识是美国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在美国人看来，每个人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体，而且还作为具有独特心理的生命及单个的社会成员而存在。自我观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它以个人主义的形态渗透到行动之中，并影响到每一活动领域。这种自我观的主要内容是自主抉择，通过自力更生达到自我实现。与它联系最紧密的是平等、自由和竞争的观念。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竞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美国人对自我的认识有一个自我的范畴，其自我观念具有主观性。自我的个人主观性在文化上把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自我保持着自己的主观性，他者的行为带有他们自己主观的属性。美国人意识到自我具有主观性，它赋予个体独特的认识能力，因此个人的爱好、意见、选择及创造力被放到了一个优先的位置。这种自我意识直接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在他们看来，出生地和家庭的好坏并不重要，自我的意义主要取决于个体的成就。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前进目标，所以美国人大多具有强烈的成功欲望。成功欲望驱动着美国人在各个领域上下求索，不断进取。同时，频繁的升迁机会和各种成功的例子又反过来激发更强烈的成功欲望，开始另一新目标的追求。这种奋斗—成功—再奋斗模式的周而复始，使美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竞争。美国人反感握有权力的人以命令、强制或恐吓的形式来驱动他们，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别人干涉或自己的动机被他人所左右。但是，他们也能接受某种权力的指挥，如国家对自然资源、商品、服务及金钱的控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在他们看来，对事物进行合理的控制有益于人民，这与自我意识虽有矛盾，但能为他们个人争取更大成功提供便利。同样，他们对某人的才能不一定完全认同，对他人的政治观点、个人爱好或个人的生活圈子也未必能完全接受。但是，美国人将人的个性视为一个由不同的、可割裂的部分组成的整体，正是这个观点以及追求成功的愿望，使美国人产生了合作的动力。在美国人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不仅是靠个人的奋斗与努力，与周围的环境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约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美国人的主体意识中又涉及与他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意识，两种意识互相作用，互相依存。当年到美国来的早期移民动机不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曾挤在狭窄的船舱中，经过长时间的飘洋过海到达美国的。在拥挤得让人窒息的船舱里，他们只能比肩而坐，抵足而眠，睡在同一张地板上，吃着同样的饭菜，穿着同样肮脏的衣服。富人和穷人、绅士和随从、有教养的人和没教养的人自然就打成一片了。这种艰苦的旅途把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远远抛在后面，人们在这块新大陆上看重的只是个人的能力、胆识和表现。这就是美国人主体意识中自我意识的根源，这种意识表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家庭、朋友、种族、地域和性别等语境。例如：

Mr. Kristofferson: They had to write a letter to a country music magazine, standing up for me because I was taking so much heat because of my political stance

Sawyer: Taking heat from whom, though? From the industry?

Mr. Kristofferson: Oh, from red neck, ignorant people.

Kristofferson把南方人称为red neck(红脖子)，带有贬义，这主要是美国南方的工业不发达，主要产业以农业为主，那里的人大多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从事着繁重的农活，脖子被太阳晒得红红的。Kristofferson认为南方的人不仅有red neck，而且还是ignorant people，把自己和这些人区分开来，明确表示了他的立场，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无形中拉开了南北方人之间的距离。

3. 结语

我们从美国英语的指示语和文化指示方式等方面探讨了美国英语中表现美国人主体意识的指示方式。传统的指示语即人称指示语、时间指示语和空间指示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会话者的视角，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现出的视角也不同，因此要在文化语境中讨论。美国历史和文化有其自己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美国人的文化立场在会话中有其更丰富的表现，通过代表美国文化的指示方式在人们的会话中体现出来的。

内证外应：文化语用学的研究方法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一）引言

随着语用学摆脱自身“废纸篓”的污名化，其分支研究方向（如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文学语用学、网络语用学、文化语用学、医疗语用学等）不断细化并走上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路径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应地，方法论问题便成为当下语用学必须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在特别聚焦于研究和解释话语所携带的文化语用信息及文化语境功能的文化语用学当中表现得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如何坚守强调内心感应性与思辨性的内在实证方法，又应该如何面对诸如自然科学范式所倡导的外在实证方法？可以说，如何找到作为“软科学”的文化语用学向“硬科学”过渡的路径就成了方法论问题的关键。我们的观点是，参照内外兼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助于回应这个问题，这也理应成为文化语用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与推进路径。

（二）内证诠释：文化语用研究的“软科学”取向

文化语用学以话语为主要的解释对象，通过文化语境的介入，解释话语构成单位所携带的文化信息、话语整体受文化语境作用而体现的说写者用意、情境期待、言语行为的文化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语用学遵循基本的诠释学精神，其内证属性明显，这也是文化语用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优势所在，彰显了“软科学”属性。借助内证诠释，文化语用研究不仅旨在刻画语言使用背后的文化意义固化与演化，同时尝试通过认识来保持本体和方法之间的平衡，保证二者之间互涵互摄的平等关系，进而在既定文化圈层之内实现语言使用现象理解的循环式阐释。这种循环不但保证了文化的统一性，同时也是文化和语言使用规约得以传承的重要保证，更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化以及语言规约化的基本内涵。文化语用学的内证诠释保证了语言使用过程中意义感知、解析与重构的灵活性，在文化传统中赋予意义创造一定的延展性与可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内证诠释聚焦于与语言使用相关联的理解过程，其核心就是寻求回答给定语言使用事实背后的文化理据及其解释的文化合理性、合适性和可行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化语用学的内证诠释方法沿袭传统诠释学思路，强调意义早已存在于语言事实当中，它是语言使用者赋予的，以便读者可以超越时空的距离，进而依据文化规约去恢复语言事实固有的和不变的意义。可以说，文化语用学对于内证诠释方法的重视也是其融入软科学群，即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群的基本接口。

（三）外应检验：文化语用研究的“硬科学”转向

文化语用学致力于解释话语之中或背后的文化信息，目的是要还原话语本身所携带的文化语境或彰显其文化使命。相应地，文化语用学在强调话语处理有效性的同时，就必须将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语境模型建构提上日程。具体来说，文化语用学尝试以话语的文化语境为基本参照，把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语境的二元关系转化为语言使用事实、文化语境和心理认知的三元关系，不仅可消解传统语境的主体性依赖，而且展现了文化语境和心理认知之间的规范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关联理论等认知语用学范式而展开相应的文化语用计算就变得非常有趣。此外，文化语用视角下的语境模型建构无须假定语言使用者认知不变或者文化语境恒定，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语言使用事实诠释关系转化为文化语境和心理认知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找到既适用于文化语用学解释，又与“硬科学”取向兼容的结合点，为语言使用背后的心理认知实验提供了文化语用学检验的新思路。可以说，这种模型可以揭示语言使用现象背后的文化规范性及其理据性，而其解释力来源于文化语境对于具象语言资源认知的调配与输出的规范性过滤、监督与管辖。此时的文化语用学诠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主体行为，因为其诠释对象与基本参照都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所以，文化语用学模型当中的语言使用本身不但具有涌现性特征，同时也是文化语境动态变化的一个推动力。这样看来，这种可以避免过度诠释所附带的无限回溯问题的文化语用建模具有复杂性科学属性，而这也恰好是当下文化语用学思考自身由“软”变“硬”的重要切口与契机。

（四）结语

文化语用学除了关注语言使用背后的文化语用理据之外，还特别强调语言使用产生的基于情境却又高于情境的文化功能。此时，功能的意义不仅是人际交往效用的基本函数，也包含了对于语言使用者自我文化归属与认知取向的框定与规划。因此，文化语用学研究在方法上不仅需要关注作为文化语境和心理认知关联媒介的内证型诠释张力，同时也要注意可以给语言使用提供更多相对科学解释的外应型实证分析。文化语用学研究如果仅仅着眼于语言使用诠释过程的意义增长，而无视语言使用的客观性要求，那么就无法找到文化语境演化与稳定的平衡点，相应地文化语用学研究“无从下手”的刻板印象会更加固化；如果文化语用学研究仅仅锚定于语言使用建模的规范建构，而忽视了语言使用的明达性属性，那就无法理解文化作为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必要性，因此文化理性这一监督与指导语言使用者人际交往的隐性准则也就无法实现“硬科学”转向所要求的计算与建模。由上可见，只有在研究方法维度做到内外兼修，文化语用学才能更好地实现本身所追求的“顶天立地”旨趣。这或许也是国内语用学人从中国文化出发提出一些基于本土范畴的语用学概念，进而实现语用学本土化实践所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2-07期， 总第60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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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期：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

第五十九期：儒学与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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